《握奇经》是黄帝的大臣，相当于现在战时内阁的三军总参谋长的凤后所撰。唐独孤及著《毗陵集》中，有《八阵图记》，曰：黄帝顺煞气以作兵法，文昌以命将。风后握机制胜，作为阵图，故八其阵，所以定位也(引自《四库总目提要》)。经文还有《凤后握机经》《握奇兵》《握奇军》等名。 《握奇经》成书于蚩尤与共工决战之役之前，姜太公吕尚在武王灭纣时引申，出身琅琊的宰相公孙弘在汉武帝征匈奴时加注，晋西平太守马隆述赞。唐李世民时的读本之后，又有好事者篡改托伪，差点毁了正文。好在钩沉之后，主旨今仍可得见。 此经有《续百川学海》《小十三经》《唐宋丛书》《四库全书》等数十种读本，今人也有再版。

《吴子》据说是战国时期吴起所撰兵书，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。《尉缭子》是战国时期尉缭所撰兵书，反对迷信鬼神，主张依靠人的智慧，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。《司马法》是春秋时期齐国军事家司马穰苴所撰兵书，残存五篇，阐释了战争基本理论和治军原则，记载有先秦军制、军令、军礼等内容。《孙膑兵法》是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所撰兵书，主要记载孙膑的事迹、言论和军事思想。

《吴子》据说是战国时期吴起所撰兵书，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。《尉缭子》是战国时期尉缭所撰兵书，反对迷信鬼神，主张依靠人的智慧，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。《司马法》是春秋时期齐国军事家司马穰苴所撰兵书，残存五篇，阐释了战争基本理论和治军原则，记载有先秦军制、军令、军礼等内容。《孙膑兵法》是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所撰兵书，主要记载孙膑的事迹、言论和军事思想。

《尉缭子:吴子》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《武经七书》之一。它围绕“刑德可以百胜”之说，广泛论述用兵取胜之道。它强调农战，富国强兵，认为“土广而任则国富，民众而治[制]则国治”，这样才能“威制天下”。它的另一重要观点是注重谋略和战前准备，讲究“廊庙”决策，主张“权敌审将而后举兵”，“先料敌而后动”。在治军上，它主张“制必先定”。《吴子》是一部与《孙子兵法》齐名的古代著名兵书，据说是战国时著名兵家吴起所作。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整理和删补，篇目和内容有所亡佚，现只存《图国》、《料敌》、《治兵》、《论将》、《励士》六篇。

《吴子》自战国后期就已成为与《孙子兵法》齐名，传播最广、影响最大的兵书经典。今本《吴子》共三卷六篇，定型于北宋元丰年间的《武经七书》，基本采用对话体的方式撰述而成。全书紧紧围绕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八个字展开，强调“内修文德”的治国理念，探讨战争的起因与的分类，提出“以治为胜”“教戒为先”的治军思想、“总文武”“兼刚柔”的将帅论，以及“审敌虚实”“因形用权”的战术指导思想。《吴子》既有思想深邃的“文德”主张，又有丰富多彩的“武备”理念；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，又有灵活机动的战术设计，在不少方面丰富、发展了《孙子兵法》的战争理论成果。 《司马法》是目前流传下来最早的军事著作。宋代列为皇家钦定的《武经七书》之一，是古代将校必读书。清康熙年间朝廷从“七书”中精选出三本，《司马法》入选其中，成为《武经三书》之一，是古代兵学最高水平的代表，享有一般兵书难以企及...(展开全部)

《尉缭子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之一，全书约9000余字，共24篇。它详细阐述了战争策略、治军原则等，强调政治、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，并反对迷信观念。该书对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及后世军事理论有重要影响。

战国晚期论述军事、政治的著作。传世本共五卷，计二十四篇，以南宋刻《武经七书》本为最古。内容充分反映了“兵形势家”的军事思想理念，有着不少诸子互相渗透的影响。 《尉缭子》反对迷信鬼神，主张依靠人的智慧，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。《尉缭子》反对军事上相信“天官时日、阴阳向背”的迷信观念，强调政治、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，其理论水平很高。《尉缭子》的思想大体上接近法家，反对孔孟的亲仁原则，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和治军，反映了封建阶级治军思想的残暴性。它强调农战，富国强兵。认为“土广而任则国富，民众而治〔制〕则国治”，这样才能“威制天下”（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宋本，下同）。它强调人事，专篇论述靠天官（天象）、阴阳、求鬼神等，“不若人事”，不如“求己”，注意人在战争中的作用。在文武的关系上，提出“兵者，以武为植（支干），文为种（根基）；武为表，文为里”的卓越见解，含有军事从属于政治、是政治的表现的意思。这在古代军事思想史上是一个进步和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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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六韬》汇综了先秦兵学的诸多精华，内容丰富。其中，《文韬》论治国用人，《武韬》论用兵，《龙韬》论军事编制，《虎韬》论特殊作战、武器和阵型，《豹韬》论战术使用，《犬韬》论军队的指挥训练。自西汉以后，逐渐受到重视。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始，《武经七书》成为武试必读的书，对中国兵学产生极大的影响。它采用文王与姜太公问答的形式，对前代的儒、道、法各家也兼收并蓄，儒家发民贵君轻，道家的清静无为，法家的赏信罚必，《六韬》都加以吸收包容。

《六韬》是中国早期的军事百科全书。它采用姜太公与周文王、周武王对话的撰述方式，探讨了政治学与军事学两大部分思想内容，其中第一卷《文韬》与第二卷《武韬》的主要篇幅，探讨的是君王治国之道，后四卷探讨的是打仗用兵之术。《六韬》兼收并蓄了儒家的仁民爱物、墨家的尚贤节用、道家的清静无为、法家的赏罚严明等，同时又多有发展与创造。其中的亮点是反复倡导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”的思想。《六韬》在军事领域多方发展了以《孙子兵法》为代表的先秦兵学的理论成果，探讨的范围涉及战略、战术、选将、练兵、编制、武器、通讯等，论述细密，创见颇多，至少有以下四点精华：一是服务于“全胜”战略的“文伐”主张，二是丰富多样的作战形式与深入细致的战术思想，三是思虑缜密的参谋总部人员编制理论，四是严格周详的选拔与考核将帅的方法。